<i id="oy9vn"><option id="oy9vn"><listing id="oy9vn"></listing></option></i>

    <i id="oy9vn"><option id="oy9vn"><listing id="oy9vn"></listing></option></i>
    <font id="oy9vn"></font>
    <delect id="oy9vn"><option id="oy9vn"></option></delect>

    增加國債規模可行 用于提升社會保障水平必行

    來源:作者:發布時間:2016-08-15點擊次數:4879次

    中國經濟導報記者|楊虹
          近兩年,我國政府采取了降息降準等貨幣政策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,促進經濟發展。從實際效果來看,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,但是經濟下行壓力仍在。那么,在此背景下,該如何提振經濟發展呢?
    “不僅應考慮從貨幣政策方面促進經濟發展,也應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力度,增加國債發行規模,用于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領域。”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業務總監劉凡、高級副經理周舟向中國經濟導報記者表達了這樣的觀點。  
          適當增發國債:為企業降杠桿爭取更大的時間空間
          近年來,中國的債務問題受到了國內外各界的廣泛關注。對此,劉凡和周舟分析指出:
    周舟談到,“我們以銀行間和交易所發債企業為樣本,統計了2012~2016年非金融類發債企業的資產負債情況。2012~2014年,非金融類發債企業資產負債率為62%左右,逐年小幅提升。2015年,非金融類發債企業資產負債率迅速提高,上升3個百分點,達到65%的水平。”
           而根據國際清算銀行(BIS)對各國的統計,2008年以后,全球企業部門負債率大幅上升,從2008年的180%左右提升到2015年末的220%左右。具體來看,2015年末,發達國家的企業部門負債率為268.2%,發展中國家為174.7%,而中國企業部門的負債率為254.8%,已經高于全球平均水平,更大幅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。
    中央政府負債率還處于較低水平
          劉凡指出,從中國各省級地方政府來看,部分地方政府的償債風險已經較高。除北京、重慶和湖北外,2013~2015年,各地方政府債務率都有上升。不同省份之間的債務率水平差異很大。地方政府債務率最高的為貴州和云南,貴州2015年負債率已經高達87%,云南的負債率也接近60%的警戒值。“不過,相對來說,中央政府負債率還處于較低水平。”他談到,有數據顯示,2011~2015年我國中央政府負債率基本維持在15%左右的水平,若考慮中央可能有一定救助責任的政策性銀行債,中央政府債務率逐年小幅上升,2015年末為32%。
          而周舟也指出,根據BIS的數據,2015年末各國政府部門,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,負債率(負債余額/GDP)為75.4%,發達國家政府部門負債率為110.2%,發展中國家政府部門負債率為45.3%,而中國政府部門負債率與發展中國家水平相近,為44.4%。“這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水平。”
          綜上所述,周舟認為,首先,中國企業部門的負債率已然較高,如果繼續增加企業杠桿以促進經濟發展可能會帶來系統性風險;其次,我國部分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已經超過警戒水平,考慮地方政府可能負有償還或救助責任的或有負債也較多,不宜進一步增加地方政府債務;最后,中央政府的負債率距離警戒水平還有較大距離,相比歐美國家中央政府負債水平仍然較低,有進一步增長的空間。“由此,為促進經濟發展,我們建議應加大財政政策力度,適當增發國債,為企業降杠桿爭取更大的時間空間。而且,當前10年期國債收益率水平在2.8%左右,幾乎處于歷史最低水平,在此條件下增發國債的融資成本也會較低。”  
          加大社保投入:促進社會福利水平以及社會公平的提高
          如果增發國債,那么這筆資金又該投入哪些領域呢?劉凡和周舟為中國經濟導報記者對比了國外政府支出的差異。劉凡談到,從國際上看,發達國家政府支出占比最大的項目一般是收入保證、醫療和一般公共服務。像美國政府(包括聯邦政府和州政府)支出占比最大的三個項目分別就是收入保障、醫療以及一般公共服務。其中,收入保障類占比最高,從上世紀90年代起一直就維持在20%以上,2014年占比為23.53%。其次是醫療類支出,占比從1960年的2.7%左右逐年快速上升到2014年的22.62%,這與美國在二戰后進入老齡化社會有關。又如,德國政府支出占比最大的三個項目是社會保障、醫療以及一般公共服務。其中,社會保障支出占比一直遠遠高于其他項目,2012年占比為42.49%,醫療支出占比為15.39%。英國政府支出占比最大的三個項目是社會保障(36.32%)、醫療衛生(16%)、教育(12.19%)。
          而中國財政支出中占比最大的三個項目為經濟事務、教育和社會保障。其中,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占比僅為10.52%,大幅低于發達國家水平。醫療衛生方面的占比雖逐年上升,但2015年占比也僅為6.7%。周舟認為,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,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逐步提高,經濟事務的財政支出占比逐漸下降,而社會保障、醫療等民生方面的投入逐漸增多。“由此,我們認為,隨著我國經濟水平逐漸提高,并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,應利用增發國債的資金加大社會保障、醫療方面的投入,促進社會福利水平以及社會公平的提高。”  
          社會保障重點:老齡農民養老和增加公租房、廉租房供應
          對于如何提高社會保障的水平,劉凡和周舟的思考和建議是:
          ——增發國債的資金可用于增加老齡農民養老金。劉凡告訴中國經濟導報記者,發達國家用于社會保障支出中超過一半用于退休人員的保障支出。而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,“個人認為,可將增發國債的資金用于加大農村人口養老保障投入,具體主要可用來增加老齡農民養老金。”他進一步解釋說,自從2009年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實施以來,農村人口的養老保障已經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改善,但仍然存在覆蓋程度不高,養老金額較低的問題,難以滿足農村老齡人口的養老問題。“個人算了一筆賬,2014年,我國60歲以上人口約為2.13億人,按照45%的鄉村人口比重計算,60歲以上農村人口約為1億人。如果為每一個60歲以上農民發放養老金300元/月,一年增加財政支出為3600億元。而以2015年國債發行量18016.2億元計算,僅相當于增發國債約20%。”
          在劉凡看來,增加老齡農民養老金的好處多多。首先,可以直接改善老齡農民的生活水平,利于實現“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”的戰略目標;其次,增加老齡農民養老金的措施還可以通過改變當前中國7億農民的預期,從而增加農民當期的消費和投資;最后,這部分人群所釋放出的大量消費和投資需求,例如新建房屋等,利于消化我國過剩產能,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。
          ——增發國債的資金可收購滯銷庫存房屋,用于增加公租房、廉租房供應。
          周舟認為,增發國債的資金除用于增加養老金外,還應用于收購滯銷房屋,增加對城鎮低收入群體、外來務工人員的公租房、廉租房供應。他指出,目前全國住房用地實際供應面積中,保障性安居工程占比約為20%左右,去掉主要適用于中等收入群體的經濟適用房和雙限商品房后,面向低收入群體的土地供應(廉租房、公租房)占比不到10%。城鎮低收入家庭、新就業職工、外來務工人口這類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沒有得到有效的保障。周舟向中國經濟導報記者列舉了這樣做的好處:一方面,落實了城鎮化,解決外來務工人口的住房問題,同時降低了低收入人群或是外來務工人員的住房成本,可使其收入轉移到下一代的教育上,真正能在城鎮中落地生根;另一方面,也實現房地產去庫存,降低企業杠桿率。同時,考慮到滯銷房屋很可能地理位置較遠,交通配套措施等并不理想,因此應大力修建城際高速鐵路等基礎配套設施,連接城市工作區和郊區居住區,提升保障性住房社區的便利性和居住環境。


     

     

    分享到:

    關于我們ABOUT US

    聯系我們

    北京:010-87766122 
    上海:021-60560175
    廣州:020-38299382
    成都:028-86256301

    南昌總部:0791-82221588

    沈陽:024-23294560 
    西安:029-81024789
    蘭州:0931-8480861 
    信簽電子合同:010-62369281

    下載試用
    技術支持:網博思創
    老鸭窝